【光明論•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解讀】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的思想，是精準扶貧戰略的萌芽階段。2014年到2015年，經過在不同地區進行考察和交流，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精準扶貧的思路逐步清晰。其中，2014年1月在內蒙古考察、3月參加兩會代表團審議、11月在福建調研、2015年6月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是精準扶貧重要思想的形成時期。2015年10月和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參加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精準扶貧”思想進入完善階段。2016年2月1日至3日，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夕在江西看望慰問干部群眾時指出，扶貧、脫貧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準，要因戶施策、因人施策，扶到點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他強調，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
“精準扶貧”的內涵可以概括為“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其中，“六個精準”是指“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和脫貧見效精準”，“五個一批”是指“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應從四個維度，即“靶向精準度、政策精準度、效果精準度和外力精準度”來實施“精準扶貧”，最終達到“精準脫貧”的目標。
靶向精準度包括貧困對象和貧困內容瞄準兩個方面。對貧困對象的瞄準，可以分為四種情況：貧困群體被瞄準；非貧困群體被瞄準；貧困群體未被瞄準和非貧困群體未被瞄準。要提高靶向精準度，即要提高貧困群體被瞄準率和非貧困群體未被瞄準率；同時降低非貧困群體被瞄準率和貧困群體未被瞄準率。對貧困內容的瞄準衡量指標包括：瞄準單一維度的貧困和瞄準多維貧困。制定科學有效的貧困線，建立聯動機制。制定切實保障貧困群體需求的“貧困線”是提高貧困群體被瞄準率的有效方法。貧困線應與國際接軌，當前至少達到2015年世界銀行推薦的日均消費1.90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并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人均GDP指標、人均消費支出指標或物價指標等建立聯動機制。建立“家庭運行標準”標準及扶助機制。“家庭運行標準”是以一個家庭為考察單位，考察該家庭在經濟社會中正常運行所需要的各個方面的支出總和。由于每個家庭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各不相同，“家庭運行標準”為每個家庭制定“量身定制”的運行標準。不同類型的家庭有不同的剛性支出結構，故有不同的貧困標準。家庭收入與“家庭運行標準”的差額則是需要幫扶的部分。“家庭運行標準”的引入有利于將不同收入層次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納入到扶貧體系中來，提高扶貧的靶向精準度。建立修正的多維貧困指數。2014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推出“多維貧困指數”，包括 “三維+10個指標”。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本文認為，可以建立修正的多維貧困指數，包括健康、教育、生活標準、就業等四個維度和十三個指標，健康維度包含家庭中兒童的營養狀況、家庭成員的醫療狀況、身體健康程度；教育維度包括家庭成員受教育年限、兒童入學率等指標；生活標準則包括衣服、食品、住房、交通通訊等指標；就業指標主要包括就業能力、接受培訓和就業推薦、就業津貼等指標，針對多維貧困指標體系進行精準扶貧。創新精準扶貧內容，引入心理扶貧和服務扶貧。心理貧困主要體現在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留守老人、單親家庭、大齡貧困單身人士等特殊個體身上，對于他們的心理困惑、關愛缺乏等，要及時提供制度性的幫助，將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遏制并消除，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對缺少服務的貧困群體，要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政策供需匹配度是指一項社會政策是否符合貧困群體的需要。當貧困群體存在生活貧困時，應供給現金或實物的扶助；當貧困群體缺乏服務時，應給予服務性救助。對具有心理困惑和受到社會排斥的貧困群體，需要提供制度性的心理疏導和融入社會服務。2、建立供需雙方匹配機制，提高政策主體與客體匹配度政策主體與客體匹配是指，政策在精確瞄準需要扶助的貧困群體的基礎上，發揮政策部門的主導作用，吸收和指引社會組織、慈善基金會、工會、志愿者甚至市場部門針對貧困群體的需要提供量身定制的救助。政策主體與客體匹配度取決于是否建立卓有成效的供需匹配機制，包括：（1）貧困群體信息統籌機制，建立以身份證號碼為依據的貧困群體需求信息庫；（2）供給主體信息統籌機制，定期發布供給主體和扶貧資源；（3）供需匹配機制，定期對貧困群體需求和供給主體的資源進行匹配，促進多維度扶貧；（4）管理職能統籌機制，建立以民政部門負責或牽頭，社會力量根據自身能力提供補充性的符合貧困群體需要的幫扶服務，對政府未覆蓋但亟需救助的人群提供幫助。當貧困群體勞動能力和技能改善后，建立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流動機制。當得到一定的幫助，貧困程度減輕；或因為不可抗力貧困程度加重，應相應改變貧困扶助力度。要提高扶貧的效果精準度，一是要建立科學的貧困標準增長機制；二是以貧困標準增長為基礎，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投入，縮小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首先，確定地方黨委和政府首長作為各地精準扶貧的第一責任人，改變以往以“經濟增長水平”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制度，形成以“扶貧效果”為主要考核指標的制度。其次，建立“扶貧資源和服務”一門式管理模式，增強管理統籌。要對扶貧效果進行定期考核和鞏固，有必要引入獨立的第三方績效評估機制，對精準識別、精準施策、精準脫貧的效果進行定量考核，打破地方政府和農戶的信息壟斷權，避免信息失真。外力精準度是指構建優良的外部環境，包括經濟環境、法律環境、信息環境和社會保障環境等。（1）加強經濟建設力度，大力促進經濟發展，確保宏觀經濟增長維持一定的速度，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2）建設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消除隱含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制度，確保社會各階層起點公平；完善各項法律法規，確保弱勢群體能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3）建立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政策統籌機制，利用救助制度為不具備勞動能力的貧困群體繳納各項醫療保險費和養老保險費，以社會保險制度來為他們提供長期性的保障。（4）完善信息制度，搭建扶貧信息平臺，完善扶貧供需信息發布機制。社會力量在得到相關部門許可的情況下，允許共享信息，避免重復幫扶和幫扶空白。（5）建設虛擬和實體的扶貧服務和資源派送機制。信息中心建立專業網站收集和公布各方需求和供給信息，運用服務熱線或智能通訊終端，為貧困個體及其家庭提供食品、醫療保健、生活照料和精神扶貧等服務項目。在貧困地區的每個鄉鎮建立配套實體門店，配合“扶貧服務資源”網店，實現扶貧服務資源近程和遠程派送，滿足貧困個體及其家庭個性化和時效性扶貧需求。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副教授 曹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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