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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以“反凱恩斯主義”的面貌出現，其對“滯脹”的治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會問題。在美國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的泛濫給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第四章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而哈耶克的“宿敵”、提倡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也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當它們對的時候與它們錯的時候，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確實，世界就是由他們所統治著……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新自由主義思潮是西方大國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軟打擊”的工具之一。它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三化”主張，發端于經濟領域，但不止于經濟影響，成為一股思潮滲透進政治、思想領域，如不加以辨別和抵制，最終會將國家引向“通往災難之路”。記者圍繞此問題采訪了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朱安東。

　　理論前提與基本主張有狹隘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介紹一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源和基本主張。

　　朱安東：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即經過新的術語和方法包裝過的新古典經濟學。19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爆發了“邊際革命”，經此次“革命”改造，拋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確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核心主張，使經濟學從古典經濟學強調的生產、供給和成本，轉向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消費、需求和效用。

　　“理性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完全市場競爭”等基本假設是其理論前提，“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三化”是其基本主張。

　　該理論旨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作是符合人類本性的、自然的和永恒的生產方式，并由此推導出“貿易和平論”、“民主和平論”等。該理論有利于西方壟斷資本在新的歷史時期打擊勞工階級，加強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統治。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自由主義理論以“理性經濟人”為理論基點和基本假設。這一基本假設是否可靠？

　　朱安東：“理性經濟人”假設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提出。這一假設顯然具有形而上的機械主義特征。第一，絕大部分學者認為，人只能擁有“有限理性”，而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個人只能掌握一些有關它的一般結構的“抽象知識”和部分知識，難以準確預見行為結果。第二，事物的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所謂理性的行為在復雜的外部條件作用下也可能導致非理性結果。第三，理性的個體聚在一起可能會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比如盲目從眾的“羊群效應”和掠奪性經營造成的“公地悲劇”現象。第四，從理論分析來看，之所以強調“理性”，是想獲得其作為分析工具的價值，因為主觀愿望是“理性”，所以行為可預期，這就提供了預測的框架和路徑。但是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表明，人們的非理性行為也是系統的和可預測的，丹·艾瑞里在《怪誕行為學》一書中對人的非理性行為的普遍性和路徑依賴特征有詳細的論述。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以“人性”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個人的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產生的，而且只存在于群體的社會活動中；經濟分析應當是一個更宏觀的社會制度再生邏輯的一部分，自私自利不是人的天性，而是長期在私有制下形成的一種行為。

　　“照我所說的去做，

　　但不要做我所做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哈耶克曾批判社會主義有著“致命的自負”，這一說法似乎更適合于新自由主義，比如本文開頭引用的哈耶克的話就很“自負”。

　　朱安東：新自由主義將其“教皇通諭”頒發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但卻給許多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三化”主張與發展中國家現實不符，引發了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也挾帶顛覆政權的“私貨”，直接造成了政治動蕩。從1982年、1994年的墨西哥，到1999年的巴西，2001年的阿根廷，再到1997年發端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蘇聯解體后按“休克療法”經濟轉型陷入困境的俄羅斯等，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地區政治經濟危機不斷。托馬斯·皮凱蒂所著《21世紀資本論》一書，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是諸多社會動蕩的禍根。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自由主義認為，凱恩斯主義導致了經濟的“滯脹”，那它自身對改善這一狀況是否有效？西方國家是否身體力行地實施“三化”？

　　朱安東：新自由主義以“反凱恩斯主義”的面貌出現，其對“滯脹”的治理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會問題。在美國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的泛濫給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2008年以美國次貸危機為開端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緊接著2009年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希臘、西班牙、冰島等國面臨“國家破產”，西方主要大國也都陷入經濟危機泥潭，至今復蘇艱難，貧富分化、經濟衰退、政治動蕩成為新自由主義重災區的常態。

　　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并不以某一理論為指導，會對各種理論批判地吸收，既有“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成分，也有“私有化”、“市場化”的成分。在深知新自由主義可能帶來危害的前提下，西方國家采取了實用主義的解救方式。例如，先是踐行了將國有企業賣給私人的“私有化”理論，但在本輪危機中又紛紛以國有化等方式救市；“市場化”、“自由化”的主張在面對本國國際競爭能力下降時，就設置貿易壁壘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還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穩定而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等。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調查華為公司，用反傾銷審查限制中國企業海外市場的拓展，中歐間的光伏貿易之爭就是例子。

　　西方在給別國“開藥方”時，要求全面貫徹“三化”，指責別國是貿易保護主義，阻礙貿易自由化，要求別國取消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實行“私有化改革”、金融自由化等。這是典型的“照我所說的去做，但不要做我所做的”。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洋教條”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是否有影響？

　　朱安東：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外資和私營經濟不斷發展，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也時有出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但有學者忽視“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方面，主張不要宏觀調控的“市場決定作用”。有學者主張，除非市場失靈，或處于危機情況，否則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有學者不承認“發展型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導致中國當前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被政府主導，因而強調要建立“有限政府”，甚至有人主張“讓市場任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既然是一股“思潮”，其影響是否不止于經濟領域？

　　朱安東：是的。新自由主義在科研中的影響也很大。曾長期在美國大學任教的黃宗智教授指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霸權比在美國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戰”，“教條化的新自由主義經驗研究多受其意識形態所主導。它在表面上雖然強調‘科學的’、實證的、精確的經驗研究，但實際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經驗根據也有創新概念的學術研究。這種教條化的學術主要有兩種：要么努力證明新自由主義理論，時而借助貌似科學的計量方法；要么試圖說明中國與他們的理想圖景還有一定的距離，借此強調中國必須向新自由主義理想進一步邁進”。“他們呼吁，要確立私有產權，確立純粹的市場競爭，遏制、消除國有企業，目的是建立和美國相同的完全私有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時，一些媒體和新自由主義學者利用中小企業遇到的困難，以及人們對個別國企的不滿，不分青紅皂白，站在維護私有化的利益集團的立場，挑起了所謂“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的爭論。

　　新自由主義思潮對青少年的思想也造成了不良影響。國外有研究表明，由于長期被灌輸“理性經濟人”假設，經濟類學生和學者變得更加自私而難以合作，對他人信任度低。國內也有研究表明，長期學習西方經濟學導致高年級經濟學類大學生，對他人的信任度顯著低于其他學科的大學生。

　　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一種“洋教條”，新自由主義在力圖落根中國的過程中，是否有些“變調”？

　　朱安東：在中國，類似的論調有：宣傳“市場萬能論”，稱宏觀調控扼殺了市場效率和活力；反對公有制，稱國有企業是“國家壟斷”、“效率低下”、“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應該“全面私有化”等。這些論調的實質是要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削弱中央政府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最近的例子包括：一些人曲解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把推進混合所有制曲解為單向出售國有企業股份，以取消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曲解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把中央提出的“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曲解為就是要推行給富人減稅、放松管制、全面私有化的里根經濟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回應？

　　朱安東：全球2008年經濟危機以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直在批評新自由主義關于金融自由化、私有化的一系列做法，而且指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下的生產相對過剩，解決方案是扭轉新自由主義的做法，比如對金融市場加強監管、恢復其“仆人”性質等。

西方國家也注意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評，進行了部分改良，但是幅度小，進程緩慢。而且“好了傷疤忘了疼”，不斷被新自由主義的內核所“修正”，走了縮減政府開支、縮減社會福利開支甚至再放松金融監管的老路。基于金融資本的利益，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的保護下仍處于統治地位，這是其經濟復蘇乏力的重要原因。針對國內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制格局決定分配格局，公有制成分比重越來越小，貧富分化就會越來越大，因此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企業的“國有”性質。金融市場要加強管理，不能照搬西方自由化政策、加杠桿搞場外配資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與新自由主義迥異的做法。

　　朱安東：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驗非常感興趣。為什么西方國家出現了各種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中國經濟卻一直穩步前行？中國能取得如此成績，一是得益于堅強的黨的領導。二是不讓“市場任性”，有強大的政府體系，堅持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關鍵行業的國有企業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經濟發展。三是我們保持了長期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為經濟建設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向世界更好地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取決于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講好，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外因辯證關系帶來的啟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避免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軟打擊”，應當采取哪些措施？

　　朱安東：首先，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我國經濟現狀進行分析和評判，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我國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互動形成良性循環。

　　其次，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對新自由主義作出分析。盡管它還會有各種“變調”，我個人認為，可以參照以下幾個方面對其作出評判：是否有利于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否有利于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體制；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使我們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成分更多了還是更少了；是維護還是損害廣大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

　　新自由主義思潮還在發展并影響著現實，我們應繼續加強對其危害的研究，要讓人們充分認識到，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事關我們發展的共同命運。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張君榮 實習記者 呂夢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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