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文舉（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
司馬遷多次論及《詩經》《離騷》等詩歌的主旨內容及其藝術表現，并時而引詩以寄寓自己對歷史的評判，或傳達傳中人物的情感，蘊含了較為豐富的詩學思想，其詩學思想對《史記》的修撰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體現了《史記》史學與詩學交融的特點，錢鍾書謂之“史蘊詩心”（《談藝錄》）。
一
司馬遷曰：“《詩》以達意。”（《太史公自序》）這是司馬遷體認《詩經》創作功能的綱領性觀念。許慎曰：“志，意也。從心之聲。”又云：“意，志也，從心，察言而知意也。”（《說文解字》卷十下）在許慎那里，“意”和“志”差不多就是一個詞義。《五帝本紀》又曰“詩言意，歌長言”，在《尚書·舜典》中就作“詩言志，歌永言”。故而，“詩言志”與“詩言意”的內涵庶幾相近，《史記·樂書》也云：“詩，言其志也。”“詩以達意”基本上就是“詩言志”的觀念。“詩言志”的主要功能是直接指向政教的，不外乎是通過“美”“刺”這兩種重要手段達成的。一般說來，上層管理者如在德政方面有所匱乏，詩人往往會通過作詩的方式加以諷刺。司馬遷深知詩歌在政教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修撰《史記》時常常將“詩言志”的創作功能，移注到他的修史旨意上去。如《周本紀》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又曰：“懿王堅，周道衰，詩人作刺。”故而，為政者應該重視詩歌的美刺功能尤其是詩歌的諷喻作用，“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國語·周語上》），其目的正在于此。司馬遷在《六國年表》序中寫道“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將“詩言志”的指向嵌入到自己的修史文字之中，也是表明其刺譏的旨意所在。
不過，司馬遷認為，詩歌“達意”“言志”的功能不僅僅體現為刺譏，它也有美化。《太史公自序》云：“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非獨刺譏而已也。”詩歌美刺兼具的要求對《史記》的修史精神同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史記》對歷史也時有頌揚。從源頭上而言，司馬遷最初是接受父親司馬談的遺命而修撰《史記》的，司馬談修史的動機本來就是稱頌功德的，他對司馬遷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修史一定程度上承繼了贊美功德的功能，司馬遷常用“嘉”字來表明對人物的稱揚之意，如“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太史公自序》）等皆是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將《詩經》“詩以達意”及美刺功能的要求滲透到對《史記》相關人物及其行事的評判之中。如司馬遷之所以將司馬相如寫成獨傳的形式，除了司馬相如一生的行跡頗具傳奇色彩外，更重要的是他非常重視司馬相如的辭賦創作，認為它和《詩經》諷諫的言志精神是一致的，“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正因如此，司馬遷直接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全文引入到傳記中去，以彰顯賦作的“言志”功能。
二
眾所周知，《詩經》對時事有直接的刺譏，但更多的則是通過比擬于物的方式進行委婉的諷諭。司馬遷對此也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他說：“《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太史公自序》）這里的“風”，同“諷”，諷諫、諷喻之意。《詩經》的很多篇章敘寫了草木蟲魚等物象，作為賦比興使用的對象。在司馬遷看來，比擬于物是《詩經》傳達內在情志尤其是達成諷諫、諷喻之意的主要方式，其最終的旨歸就是“詩以達意”，即“詩言志”，“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從史學的角度而言，司馬遷修史的最終目的也是以人物的行跡為載體傳達出太史公對歷史時事或人物的評價，進而體現司馬遷本人的情志或思想，正如《太史公自序》所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而《史記》表現的主旨往往也是“隱約”的，需要讀者去優游涵泳。只不過《史記》言志達意的介質是事象，而《詩經》言志達意的介質是物象。括而言之，兩者的言志達意都要借助外在的“物”或“事”來達成，兩者對情志達成的手段有相通之處。一言以蔽之，《史記》“言志”吸收了中國傳統的詩學機制，同樣“長于風”。
詩學講究在比興中有寄托，有言外之意，要求微言大義、見微知著，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十二諸侯年表》）論《離騷》時又曰：“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的這一詩學觀念同樣影響到他對史事認知的方式。《史記》紀事有時并“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世家》），它也寫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小事或細節，因為這些小事或細節同樣可以彰顯人物的情志，表現人物的性格，或暗含著太史公的褒貶愛憎、是非判斷。如《項羽本紀》開篇就花了不少筆墨敘寫了項羽少年學藝皆未終的小事，一方面說明他具有志存高遠的情懷，乃至他能夠做起反秦的大事業，另一方面又說明他缺乏毅力，淺嘗輒止，從中可以看到他的粗疏自傲，這一缺點也在項羽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極深的痕跡，司馬遷通過“少年學藝”這樣小事的記載，意在揭示項羽后來事業成功與失敗的思想和性格上的成因。他如“李斯觀鼠”“張湯審鼠”等記載，大抵都有這樣的特點，敘事委婉而寓意深刻，這不正是“長于風”的史學體現嗎？
三
《詩經》不少篇章就是當時政治生活或社會生活的詩性敘事，從后世接受的立場而言，它所敘述的事況就是歷史的存在，故而詩學與史學就會發生潛在的關聯，詩學就會具有史學的屬性。基于此，司馬遷多次表述了近乎后世“詩亦史”（方回《可言集考》）的觀念，如“《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平準書》），“《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貨殖列傳》），司馬遷充分認識到了詩具有記史的功能。司馬遷詩可記史的詩學觀念對《史記》的修撰同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運用散文化的筆法將《詩經》中的相關文字轉化為史料作為紀事的基本素材。他在寫作《殷本紀》時說道：“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周本紀》關于后稷誕生、成長的史事很顯然是化用了《大雅·生民》的記載。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要求征于文獻，于是整合《詩經》的文字，將其轉化為史料的敘寫，這就是司馬遷修史要“厥協《六藝》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太史公自序》）的重要體現。司馬遷對《詩經》史料化的處理方式可以說打通了史學與詩學、經學與史學內在的關聯。
司馬遷論孔子刪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孔子世家》），又論屈辭“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屈原賈生列傳》），這說明中國古代詩歌能從時間的維度上觀照歷史的流變發展。司馬遷認識到了上古詩學具有“通變”的史學觀照精神，這也潛在影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修史宗旨的形成。
四
詩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毛詩序》），《詩經》多為詩人宣泄內心愁悶的作品，如“不我過，其嘯也歌”（《召南·江有汜》），“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故而司馬遷說：“《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太史公自序》）司馬遷的這一詩學思想源于《詩經》，同時秉承了屈原“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九章·惜誦》）的詩學言說，又折射出自己修史的心理機制。他在《平原君虞卿列傳》論贊中曰：“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云。”又論“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作者因窮愁、因困厄、因憤懣，就會行諸文字，宣泄自己的不平情緒，這就是“發憤以抒情”的本質。司馬遷將這一詩學精神滲透到《史記》的編撰之中，《史記》誠為“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自序》）的“發憤之所為作也”，《史記》滲透了司馬遷的諸多人生感慨，如“悲夫”一詞就多次出現在“太史公曰”中，抒情色彩濃厚。魯迅說《史記》“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漢文學史綱要》），《史記》真可謂是一部帶有詩性情感的史學著述。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2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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