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體系是其國內政治思想理論體系的創造性延伸，二者是習近平政治思想理論體系不可分割、相映互補的兩大部分；是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體系源起于他對中國夢的系統敘述。中國夢不僅包括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等）、民族、行業等組成的國家夢，還包括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社區的中華民族夢；不僅包括“印度夢”、“亞太夢”、“非洲夢”、“拉美夢”等尊適合各自文化傳統和實際情況的獨特夢想，還包括由此組成的世界夢。世界夢乃是習式中國夢的最高層次。概而言之，中國夢的敘述結構分為四個層次——地方、國家、區域、全球。在習近平看來，在充分享受與維護各自夢想的獨特性權利的同時，在全球化、信息化程度不斷深化、人類走向高度相互依賴的進程中，各國和各大洲也應該將實現世界夢作為共同奮斗的目標。世界夢包括建設“世界命運共同體”、“世界責任共同體”、“世界安全共同體”和“世界利益共同體”。

在習式全球治理思想體系里，“同”是最高形式；而四“同”里最高形式是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的四大共同體論述最基本層次應該是全球安全共同體；第二個層次是全球利益共同體；最高層次也就是共同體的最高形式應該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是和全球利益共同體并列的,是保障這三個共同體建設的前提和保障。有關研究發現，習近平先后共62次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他沒有提出“人類價值共同體”是因為這一提法屬于唯心主義的，容易先入為主，強加于人。世界現代歷史實踐證明，現代西方推動所謂“人類價值共同體”,是僅僅建構在西方文化基礎上和排斥非西方文化的,已經給人類和非西方文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習近平的四大共同體論述，事實上不僅區別于英美全球化向非西方國家和地區轉嫁危機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做法，而且主張打造多元文明共生共榮的全球共同體。

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體系是在吸收、借鑒中外優秀思想理論基礎上，創造性升華的結晶；其主體是以仁義與和諧為核心價值的中國儒家天下體系和以公平、平等、正義為核心價值的馬克思國際共產主義，兼容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西方全球商業貿易自由主義。可以說，這一思想理論體系具有三大哲學根基。用哲學史家方立天的說法就是“馬魂，中體，西用”。思想理論界應該稱習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理論體系為新全球在地主義(neo-glocalism)理論體系。應該強調的是，這一理論體系決不是英式的全球殖民主義硬實力模式的翻版，也不是美式以軍事威懾為基礎、以單向信息傳播為特征巧實力模式的傳承。習近平的新全球在地主義就是所謂的“多元性共同體”的模式，簡稱“多元一體”。在這一模式觀照下，國際關系和文明互動關系的主要特點變為以交流,溝通,與合作為主要內容，以達到平等、互利、雙贏為最終目的。

如何打造這些共同體？習近平提出了“一帶一路”這一跨國平臺。這一平臺既具外交和經濟性質的，又具文化和戰略性。海上絲綢之路將連接太平洋、印度洋直至非洲沿岸；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將連通中亞、中東和整個歐洲。作為推進“一帶一路”的跨國基建融資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于2016年1月正式成立，已吸納了來自亞洲、歐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區近60個國家作為其會員國。亞投行的成立和運行已經開始打造世界命運共同體的雛型。

如何推進“一帶一路”？習近平提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合作，實現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開放合作平臺，為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習近平把“五通”（“聯通”、“暢通”、“融通”、“溝通”、“相通”）這一系列中國本土文化概念，而不是“傳播”、“交際”、“公關”等西化概念，當做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其中無疑蘊含著深刻的哲學原理。

“傳播”、“交際”、“公關”等西方概念，和中國文化中“融通”、“溝通”等概念相比，都屬于浮光掠影。比如，“傳播”的概念不僅膚淺，而且單向，把受眾客體化而非人性化，把受眾作為被涵養和精神征服的對象。而“溝通”等中式概念，包涵平等、傾聽、交流的雙向性和協商性、深入性、真誠性等特點、追求心心相印，既注重過程也注重結果.“溝通”理念飽含共享與和諧共生等儒家天下君子價值觀。溝通乃是一帶一路實施的潤滑劑和推助器，也是打造世界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事實上，“五通”的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融通”、民心“相通”，都需要“溝通”來實現，“五通”之間既相互聯系、相互助力，又共為一體，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和世界夢的建設。“一帶一路”推進最終依靠溝通模式而非傳播模式，標志著習式全球在地化富于王道和人文關懷。這也是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的習式全球在地化優越于英美全球化向非西方國家轉嫁危機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做法的關鍵所在。

西式新聞傳播，公關和交際模式可以作為溝通的前期準備和鋪墊，對習近平溝通模式能夠扮演補充角色。從包容接觸上升到傳播(包括交際和公關)，從傳播深入到溝通，從溝通達到融合，從融合升華為共同體，這一系列跨文化合作實踐既是循序漸進的增量過程，也是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飛躍過程。習近平于2014年6月在京在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會議上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則可以看作他對新全球在地主義的進一步描述。在這里,習的首要原則“共商”就是指建構“世界共同體”的第一步:溝通。

因此，具體確切地來說，習式溝通模式包含“容-傳-通-融-同”這一符合事物發展邏輯和規律的概念鏈，可以用“溝通共同體”來概述。這里的“容”既有“胸懷天下，放眼全球”的內涵，也具有包容思想、文化、政體和宗教等的多元性的外延。“融”則指“和諧”之意。習近平這一跨文化“溝通共同體”理論體系散發著濃厚的草根味和泥土氣息，具有強烈的實踐性、開放性、進取性、開創性和理想主義色彩。據有關媒體報道, 習近平僅2015年就出訪共42天,足跡蹋遍歐亞美非四大洲.用北京一位學者的話來描述,習式溝通共同體可以被看作“用腳去思考一帶一路的傳播戰略”。這一思想理論體系不僅與毛澤東的實踐論與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理論在靈魂上是貫通的，而且創造性地融入了儒家天下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思想的視野和胸懷。最后，這一思想理論體系也吸取了英美歐全球化思想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教訓。

習近平的“容-傳-通-融-同”思想理論體系既完整科學，又新穎別致。它以四層次相互交織的中國夢為憧憬，以聯結世界30多億人口的“一帶一路”為平臺，以跨國跨文明溝通為主要手段，以打造四個層次的人類共同體為目標，以馬克思主義和儒家天下觀作為哲學源泉，以英美歐全球主義思想理論作為批判性借鑒，不僅使世人耳目一新，而且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帶來了新的希望和曙光。不久的將來，在中國與美國最終妥善處理“大國關系”的過程中，在中國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對“一帶一路”的共同推進中，以及在中國共產黨帶領全中國人民對“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施和最終實現中，筆者堅信這一理論體系將會彰顯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并得到進一步的理論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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