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智庫秘書長莊貴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周偉鐸

京津冀三地2016年年末的“跨年霧霾”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導致公眾的焦慮情緒蔓延。國家環保部、北京市政府相繼與公眾代表進行溝通對話，解釋霧霾的成因和應對措施。

近年來，京津冀三地在治理霧霾方面確實下了很大功夫，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壓減燃煤，控制機動車使用，減少工業污染，對電力、鋼鐵、水泥等重點污染企業安裝脫硫脫硝除塵設施，控制建筑揚塵等。為了提高重污染天氣應對成效，環保部門在“大氣國十條”的基礎上發布了《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強化措施（2016-2017年）》，統一了京津冀區域重污染天氣預警分級標準，及時組織空氣質量預測預報會商，強化應急響應措施，強化督查督導，實施區域應急聯動，這些措施也的確有了一定成效。根據環保部提供的數據，京津冀區域大氣PM2.5濃度在逐年下降。以北京為例，2013年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為89.5微克/立方米；2014年降到85.9微克/立方米；2015年繼續下降為80.6微克/立方米，2016年PM2.5平均濃度為69微克/立方米。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的優良天都比去年小幅增加。然而，百姓對于霧霾的治理效果仍不滿意，目前的PM2.5濃度水平距離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25微克/立方米的健康標準還有很大差距。

從國情來看，我國仍處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中后期，制造業正在邁向中高端。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多重矛盾相互交織，各種風險挑戰極為嚴峻，穩增長的壓力很大。中國人民大學近日發布的報告預測，大氣“國十條”和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強化措施的實施導致的京津冀地區GDP總量損失2017年為8.45%，2020年為16.05%。考慮到我國能源轉型升級和產業結構提質增效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我們必須立足國情，正視霧霾治理對經濟增長和民生保障的沖擊，通過構建長效機制來有序地促進霧霾問題的早日解決。

從國際層面看，霧霾問題本質上是發展問題，是一國在特定階段的粗放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國際上很多發達國家也出現過霧霾問題，比如英國的工業中心倫敦曾發生過“倫敦煙霧事件”，日本四日市的石油工業的集聚曾造成了著名的“四日市哮喘”公害，洛杉磯的化工產業的繁榮曾造成了“光化學煙霧”公害，德國的老工業基地“魯爾區”的霧霾治理也持續了二十多年。然而隨著立法的完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能源結構的優化，政府的嚴格監管和公眾的廣泛參與，這些發生在發達國家的霧霾問題最終都得到了解決。

我們確信，治理霧霾問題，我國具有重大制度優勢。黨的十八大確立了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不斷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頂層設計。每年的“兩會”召開，霧霾治理都是核心議題之一，眾多專家學者建言獻策，推動霧霾治理政策完善。《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和完善，使得霧霾治理行動有法可依。

我國霧霾治理的方向是正確的，霧霾治理成效正在逐步顯現。由于霧霾治理涉及到區域經濟發展和民生保障，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大氣污染將是一個長期過程。借用汪國真的一句詩“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霧霾問題是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因此我們必須立足國情，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充分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質增效，加快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遠方的藍天白云終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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