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軍（中國日報網副總編輯）
顏色是人類探索世界、相互交流的共通語言，不同色彩的命名蘊含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脈絡。我們常常被富有東方詩意的“暮山紫”“天水碧”“桃花心木色”等國潮色吸引，也對西方由地名或人名命名的“提香紅”“普魯士藍”“那不勒斯黃”等色彩感到好奇。中西方的顏色命名各具特色，它們不僅僅是色彩的表達，更是時代、文化、社會和思想的投射。探究其中的差異，既能彰顯各自獨特的美學追求，也能透視出不同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
中國文化講究與自然和諧相處，崇尚“天人合一”。“竹葉青”“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描繪里蘊含著中國人對自然的尊重與向往。在這里，顏色不僅是視覺的感知，它們與四季更迭、天文現象、自然時序以及人的情感體驗緊密相連。“春青”寓意生機勃勃，“秋水”則帶有一絲寧靜與深遠，中式色彩之名透露出藝術情懷。早在西周時期，人們就把“五行”與“五色”關聯起來，例如“金”對應“白色”，象征純凈與收斂，“木”對應“青色”，代表生機與生長。同時，也把時空概念納入進來，青色對應東方和春天，赤色對應南方和夏天等。視覺上的色彩和感受蘊含著智慧，構建了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這些文化基因源遠流長，影響至今。
更為有趣的是，中國各朝各代都有其獨特的“流行色”。漢代崇尚大氣恢宏的“玄”和“赤”；唐代偏愛華貴明艷的“緋紅”和“絳紫”；宋晚期婉約素雅的“天青色”登峰造極。古代藝術家與詩人透過色彩之名，不僅表達了對自然時節的敏銳感知，也傳遞出廣闊的宇宙觀以及對“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國的色彩命名并不急于錨定具體事物，而是注重抽象的哲理意境。例如，“丹青”一詞既指代紅色，又具有藝術與情感的雙重內涵。這種命名方式強調意象與氣韻，而非單純的物理呈現。相比之下，西方的色彩命名則更偏向實用與具象。很多西方顏料的名稱直接與礦物元素、地理位置相關。“普魯士藍”便得名于德國普魯士地區的特定礦物，“群青”“靛藍”等色彩也因其珍稀礦物資源而聞名。這些色彩之名往往與物質世界的具體存在緊密相連，并帶有對資源或技術的依賴性。
西方一些色彩的命名還殘留著殖民掠奪的印記。例如“印度紅”反映了18世紀英國對印度資源的控制，印度棉布通過繪染、蠟染等傳統工藝呈現出深紅、紅紫、暗紅等色調，這些顏色色彩濃郁、色牢持久，成為印度棉布在歐洲市場的核心辨識度之一。與之相似，“哥倫比亞藍”也與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動相關。
殖民擴張還伴隨著技術壟斷與文化挪用。“安哥拉紅”的原料主要來源于美洲的胭脂蟲，西班牙殖民者發現了胭脂蟲作為紅色染料的巨大潛力，便大規模運往歐洲壟斷了胭脂蟲的貿易。由于其鮮艷的顏色和優異的耐光性，“安哥拉紅”迅速取代了歐洲原有的植物性紅色染料，成為紡織品、繪畫、食品等領域的重要著色劑。它直接體現了歐洲殖民者對美洲自然資源的系統性榨取。“土耳其紅”的故事則展示了技術競爭的復雜性。源自茜草或胭脂蟲的“土耳其紅”染色工藝曾被奧斯曼工匠嚴密保護，成為其紡織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18世紀后，歐洲通過工業革命和技術間諜活動破解了這一秘方，并實現機械化生產，導致奧斯曼的技術優勢瓦解。歐洲將“土耳其紅”重新包裝定義為“東方風情”商品，返銷全球。這兩則顏色的故事反映出殖民時代的技術霸權和文化重構。
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論斷，強調通過科學實驗和觀察來認識自然，進而掌握控制自然的力量。他主張將自然視為一個可以被揭示和操縱的對象，通過科學研究“拷問”自然，獲取其秘密，并用于改善人類生活。這種觀念與東方哲學強調的順應自然形成了鮮明對比。朱熹的“格物致知”闡明了東方哲學重整體、重體驗、重德性、重內省以及天人合一的特點，傾向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及通過對事物的觀察來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兩位思想家都注重方法論的構建，但認知路徑卻截然不同。
如果用顏色的命名邏輯來拆解其背后的理念差異會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國以儒家倫理為核心，類似于朱熹的“理”的道德映射。紅色系的命名與社會倫理和情感關聯，具有“喜慶”“吉祥”“正統”的價值預設，延伸出“朱門”“紅顏”，進而用顏色來指代這些抽象意義，比如過年貼紅聯、婚禮穿紅衣，將紅色視為一種“道德、情感的視覺符號”，核心是“以義釋色”。西方強調實證觀察，紅色命名始于物理屬性與自然現象——先觀察血液、火焰的客觀顏色，參照光譜中的特定波長，再用“red”來統稱這類視覺特征，不帶有固定的倫理標簽，其核心是“以物釋色”，即由具體現象歸納出顏色的定義。在藍色系的命名上，中西方自然哲學隱喻與物理分類導向的不同軌跡更為突出。中國古人從“青天”“碧海”等自然景觀出發，衍生出“青出于藍”（進取）、“藍田生玉”（珍貴）等含義，顏色成了人與自然相通的媒介。再比如“藍本”指原本，本質上是借自然之色的特質映射抽象的秩序感，核心是“以景喻色”。西方藍色的命名則偏向科學分類與實用功能，先通過實驗界定藍色的光譜范圍，再應用于具體領域，前文提到的“群青”“靛藍”等，每種藍色都有明確的成分和用途定義，核心是“以用釋色”。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展現了中國人獨特的價值觀和精神追求，蘊含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和力量。步入新時代，廣大美學工作者在傳承與創新中推出了許多新的色彩理念。他們從歷史、文學、藝術和民俗等領域汲取靈感，對傳統色彩進行現代化的解讀和創新應用。比如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敦煌色系”在家居、服飾中得到廣泛應用，該色系不僅復原敦煌壁畫的色彩，更體現出其背后的文化象征意義；“二十四節氣色”則體現出每個節氣的核心意象與自然環境，表達出季節感和文化內涵。值得關注的是，“元宇宙藍”和“生態綠”等更具時代感的色彩名也應運而生。
中國消費者也積極接受新事物，欣然接納了“莫蘭迪色”這一源于意大利畫家喬治·莫蘭迪的柔和、低飽和度色調，它被廣泛應用于服裝、配飾和化妝品中，因其溫柔、優雅的特質備受青睞。這些新顏色的命名和應用趨勢，表現了中國人對國際文化元素的吸收和轉化，成為中外文化互鑒和交流的生動實踐。
透過色彩名字的考察，可以窺見中西方審美背后思維方式的差異。在當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我們有機會理解和尊重這些文化差異，欣賞不同的文化之美，還可以找到共同的價值觀和合作基礎，實現美美與共。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27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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